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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]汉字起源的“群造说”指谬  

2014-09-16 10:31:22|  分类: 探索真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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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09-14    顺承传统文化

 [转]汉字起源的“群造说”指谬 - 小小帆 - 小小帆的数字生活

 

关于汉字的起源,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文献都记载:仓颉造字。

但是近代以来,特别是五四运动,催生出反传统、西学崇拜的所谓新文化运动以后,一些学者标新立异,否定仓颉造字说,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,曲解、改造历史,创立汉字起源新说,提出:

文字起源于刻划符号(代表人物︰郭沫若);文字起源于图画(代表人物︰唐兰);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,非一人一时的产物(代表人物︰鲁迅、郭沫若)……等等。

这种种说法,无事实依据,不能自圆其说,属个人主观臆断,经不住质疑、推敲。但因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师徒相传的学术派别利益,竟成了当今古文字学界的主流观点,被当成汉字起源的理论。

下面,就让我们来辨析其谬︰

一、汉字起源的刻符号说图画说之谬

 

岩画图像

近代以来,中国考古界先后发现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,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,包括原始社会晚期(如仰绍文化时期的半坡遗址、大汶口黑陶)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的刻画或彩绘符号,也包括一些少量的刻写在甲骨、玉器、石器等上面的符号。

其中最早的刻画符号,出现在贾湖遗址(河南省舞阳县舞渡镇贾湖村),距今已有八千多年的历史。

 

据此,一些专家逐渐提出汉字起源的刻画符号说图画说

刘大白在1933年《文字学概论》中说︰先有记号,后有图画…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,文字是发生于记号和图画二源的,而记号一源,更早于图画。

郭沫若在《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》一文中说︰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,和器上的花纹判然不同。……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,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,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。

唐兰在其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《古文学导论》中持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观点。而在其40年代所写的《中国文字学》中,观点有所变化︰最初的文字是书契,书是由图画来的,契是由记号来的。

周有光、朱德熙也是持文字起源于图画的观点,认为文字起源于图画,图画文字是文字的先驱。

1973年,古文字学专家于省吾对半坡遗址的陶片上的刻画符号,进行研究和破译,开了将刻画符号当作文字研究的先河;随后,唐兰对山东大汶口遗址的陶片上的刻画符号,也进行文字研究和破译;再后来,李学勤把二里头遗址的陶片上的刻画符号,和贾湖遗址的陶片上的刻画符号,认定为文字

但是,用文字的标准衡量一下,这些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。

1.文字是记录语言、表达思维的书写符号系统。凡不能记录口语、不成系统的各种符号,都不能说是文字。

2.汉字是形、义、音的统一体,三者缺一不可。

3.文字能缀连成词、句、文章,表达明确、复杂的思想与观念。凡不能随意组合使用、表达明确思维的,均与文字无涉。

刻画符号是陶工用来记数、记事等的记号,即使再复杂,也与文字无关。到春秋战国时期,陶工还在使用刻画符号就是明证。

图画虽有形、有意、有理,却无声。图画不经抽象、演绎、赋音,是不可能自然转换为文字的。图画可以任意描绘,而始终是图画。所以历史上各种各类绘画多了去了,没有一例演变成文字的事实。

刻划符号与图画,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;文字产生之后,它们仍然存在。三者互相独立,互不干扰。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,但始终不属于同一系统。

刻划符号就是刻划符号,图画就是图画,无论历史怎么久远,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刻划符号与图画,始终没有具备过文字的性质与功能。

二、汉字起源的群造说之谬

汉字起源的群造说认为︰文字非一人一时所造,而是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逐步创造出来的;仓颉如果确有其人,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。

1926年,鲁迅在《中国文学史略》(在厦门大学教课时的油印讲义)中说︰要之文字成就,所当绵历岁时,且由众手,全群共喻,乃得流行,谁为作者,殊难确指,归功一圣,亦凭臆之说也。

鲁迅在《且介亭杂文.门外文谈》中更以有些调侃的口吻说:在社会里,仓颉也不是一个,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,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,心心相印,口口相传,文字就多起来了,史官一采集,就可以敷衍记事了。中国文字的来由,恐怕逃不出这例子。

鲁迅的上述论断,正可谓凭臆之说,真乃门外。比如汉字出现那会儿,铁器是否出现恐还未知,至少没有普及到劳动大众,何来在刀柄上刻一点图之说?

1972年,郭沫若在《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》一文中说:文字是语言的表象。任何民族的文字,都和语言一样,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,从无到有,从少到多,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,所逐步孕育、选练、发展出来的。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。

裘锡圭也同意这种观点,他说:原始汉字在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时候,是劳动人民的创造。

然而事实是:历朝历代的文献上,没有一条劳动人民创造文字的记录,却都记载仓颉造字。上古劳动人民都是盲,说盲创造了文字,岂非天方夜谭?所以所谓的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的说法,不过是对马列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说法的附会,纯属主观臆造。

劳动人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,其长项是制造并使用各种工具与农具等,而不是文字;文字是劳心者发明并使用的。

史籍中不仅记载仓颉造字,而且记载仓颉造字的缘起,记载仓颉造字的思路、原理、方法,还记载了当时仓颉所造的一些字。如果参照前文《汉字的起源》、《汉字的造字理念与原则》、《汉字造字法--六书》、《汉字造字揭秘--系统设计,模组构建》,则仓颉造字说尤为合理可信,而劳动人民造字说则更显荒诞无稽。

第一,史籍明载,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,仓颉造字说已经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常识。

近代以来,通过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及与不同来源资料的多方互考印证,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相当之高。

如西晋初年,由盗掘汲郡(今河南省汲县,战国时为魏地)魏王墓蒙而现世的《汲蒙书》中的编年古史──魏国史书《竹书纪年》,关于商周史实的很多记载与甲骨文、金文吻合,中国大陆2000年完成的大型史学研究项目--夏商周断代工程中,文献资料大多依据《竹书纪年》。

再如,通过对甲骨卜辞等不同来源资料的研究表明,《史记.殷本纪》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;就是一些历来为史学家以其言不雅训而不屑的传统文献,如《五帝德》(今见载于《大戴礼记》。其中第六十二篇,记载宰我向孔子请教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五帝事)、《帝系》(《大戴礼记》第六十三篇篇名,记黄帝至禹之世系)、《山海经》(相传为禹之辅臣伯益所作)等,也被证明具有表示事实的一面。

所以,在没有确凿证据证非的情况下,对古史的记载一概采取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,显然是不可取。

第二,现存最早成体系的汉字是殷商甲骨文,其历史上限至少在3300年以前。

但从考古资料看,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正式文字。如1975年以来,在山西省的襄汾县陶寺遗址(公元前2500年~前1900年)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,就发现有毛笔朱书的字。

而甲骨文字单字,据孙海波《甲骨文编》的统计,多达5949个(其中多有同字异构,据最新研究,约为3500个左右),研究发现,甲骨文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,完全符合六书原理。

这说明,甲骨文的产生,应该是更久远的事情。仓颉所处的年代大约在四千五六百年以前,由前文《汉字的起源》介绍可知,仓颉造字是一种有缘起(庶业其繁,饰伪萌生)、有理论指导原则(分理之可相别异)、有具体实现方法(依类象形形声相益)、有实现结果(百工以乂,万品以察)之自觉的创造活动。以甲骨文相对照,说汉字为仓颉所造,从历史沿革上讲是合理的。

第三,人类创新活动的事实表明,历史上所有的重要思想、理论的形成和重大发明、发现,都是由个人独立完成的。而且这些重要的创新成果即使让大众认识和接受,往往也要经过一个困难、漫长的过程。

而大众在接受和使用这些创新成果的过程中,只会使其简单化、庸俗化,而绝无使其系统化、精细化的现象发生(技术领域除外)。由此可见,仓颉造字说符合创新规律。

第四,以声符为字根的新的汉字分类表《字族表》(收字一万四千余个)表明,汉字造字时声符的选择,是经过精心设计的,绝无随意使用或倚重于某些常用字或简单字的现象发生。

尤其当《汉字造字揭秘——系统设计,模组构建》揭示了汉字造字的玄机之后,所谓文字非一人一时所造,而是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逐步创造出来的凭臆之说,亦无所遁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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